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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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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  
 
作者: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来源: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1年秋季报告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1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转型深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开始向自主增长有序过渡,国内通货膨胀由累积释放转呈逐步缓解迹象,总体上看,经济运行继续朝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稳步复苏仍面临着层层考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显著放缓以及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经济复苏前景的不确定性。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在通胀压力和稳定增长方面也存在一系列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宏观调控应以稳为主,政策搭配要审慎灵活。我们必需继续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对策,处理好速度、结构、物价的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本报告将在模型模拟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预测和分析2011年和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2012年,若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它重大问题,经济增速虽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合理增长区间,GDP增长率预计达到8.9%

    2011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加强了农田水利建设力度,有效地保证了我国粮食和农业生产能够稳定发展。据预测,2011年和2012年,我国农业生产将保持平稳增长,第一产业增加值将保持在4.2%左右的增长速度,增速略高于2010年。今年以来,工业生产总体延续了2010年回升好转的运行态势,继续朝着宏观体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由于受到外需减弱、房地产市场调控等因素影响,2011年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全年增速为9.9%,比2010年回落2.5个百分点。现阶段,我国仍处于中期工业化阶段,2012年第二产业将继续保持9.8%左右的增长速度。2011年和2012年,第三产业将呈现平稳增长态势,分别增长8.9%8.8%

随着各地保障房建设的展开,20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速度仍将处于较高水平,预计名义增长率将达到24.5%左右;但由于今年投资品价格指数显著提高,因此,2011年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预计为16.7%左右。随着刺激性财政投资逐渐淡出、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01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呈现小幅回落的趋势,预计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22.8%15.4%

2011年,我国CPI上涨率持续处于高位运行,7CPI同比上涨6.5%,创下自2009年以来CPI的新高。随着翘尾因素的逐步减弱,CPI涨幅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有所回落,预计2011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5.5%2012年,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强:随着秋粮丰收,粮价和蔬菜价格涨幅都将趋于放慢,从而拉低CPI涨幅;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空间有限;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温和调整,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减轻,从而对物价增长有所抑制。但是,一些引致物价持续上涨的因素依旧存在,例如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总体上看,2012年物价总水平增长呈回落态势,预计2012CPI上涨4.6%

由于宏观经济增速趋缓、价格涨幅较大,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将略低于2010年,据预测,2011年和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实际增长9.3%8.5%左右;受工资上调、个人所得税税率下调、价格涨幅较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预计2011年和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实际增长7.7%7.8%2010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倍数小于2009年,2011年该收入差距倍数将会进一步缩小。

    受刺激性消费政策逐渐退出、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上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有所放缓,名义增长率为16.7%,比上年回落1.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增速比上年回落3.6个百分点;2012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将突破20万亿元,名义和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5.7%11.3%

    今年以来,受国际经济复苏乏力、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影响,我国外贸增长速度明显回落,据预测,2011年的进口和出口增长速度将分别达到24.7%20.4%,全年外贸顺差将略低于上年,达到1610亿美元左右,为连续第三个贸易顺差减少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由于受到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和欧元区持续的债务危机和赤字问题的拖累,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新时期”,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外部需求,据预测,2012年进口和出口的增长速度将进一步减弱,分别为20.4%17.3%,全年外贸顺差将继续回落到1350亿美元左右。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开始向自主增长有序过渡,国内通货膨胀由累积释放转呈逐步缓解,2011年和2012年经济增速虽有所回落,但仍运行在平稳、较快的合理增长区间内。表1列出的是对我国2011年和2012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的预测情况。


 

1 2011-2012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预测表

指标名称

2011年预测值

2012年预测值

1、总量

 

 

GDP增长率(%

9.2

8.9

2、产业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4.2

4.1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9.9

9.8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8.9

8.8

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0.4

0.4

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5.1

4.9

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3.7

3.6

3、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346210

425150

名义增长率(%

24.5

22.8

实际增长率(%

16.7

15.4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

74.3

78.9

支出法投资率(%

54.2

56.5

4、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183250

212070

名义增长率(%

16.7

15.7

实际增长率(%

11.2

11.3

5、外贸

 

 

进口总额(亿美元)

17390

20940

进口增长率(%

24.7

20.4

出口总额(亿美元)

19000

22290

出口增长率(%

20.4

17.3

外贸顺差(亿美元)

1610

1350

6、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5.5

4.6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

4.9

4.0

投资品价格指数上涨率(%

6.7

6.4

GDP平减指数(%

6.3

6.2

7、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

7.7

7.8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9.3

8.5

8、财政

 

 

财政收入(亿元)

101070

118530

财政收入增长率(%

21.6

17.3

财政支出(亿元)

110070

130550

财政支出增长率(%

22.8

18.6

9、金融

 

 

新增贷款(亿元)

75470

76660

新增货币发行(亿元)

7550

8690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364060

436090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

20.0

19.8

M2(亿元)

841400

977270

M2增长率(%

15.9

16.1

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554680

631340

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

15.7

13.8

 


 

二、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风险——欧美债务危机及其影响

 

2011年,世界经济饱受欧债危机、日本地震以及美国复苏乏力等负面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大经济机构也普遍调低了对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值。全球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又成为一个现实性问题,欧美经济即使不会出现衰退,但复苏缓慢几乎成为共识,全球贸易在未来的一、两年将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

 

1、日益扩散的欧美债务危机

为应对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世界主要经济体在2008年纷纷推出经济刺激方案,使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开支迅速增加,财政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财年财政赤字达1.15万亿美元,占GDP8.1%,至2010年累计债务总额占GDP91.5%。欧元区许多国家赤字率超过3%"警戒线"2010年法国和希腊的预算赤字分别占GDP4.0%6.0%。日本政府2010年累计债务总额也升至其GDP220.3%。粗略估算,2011年全球主权债务可能超过40万亿美元。在目前经济复苏脆弱和缓慢的形势下,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债务危机将仍是困扰各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2009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形势和近来欧盟的债务危机都表明,欧美发达国家此轮危机实质是债务危机,其根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非常态经济刺激计划导致主权国家过度举债。研究表明,当某一经济体的债务水平接近其年度经济总产值时,经济增长就会受阻,而目前全球几乎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一旦一国的公共债务突破GDP80%-100%水平,就会开始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经济缺乏“生产性”。主权债务危机有其历史、体制和自身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即失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以美国为例,从科技泡沫破灭以来美联储主要是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房地产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增长,同时在宽松的金融监管下大量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资本市场的繁荣,美国通过低利率来刺激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

第三,选票许诺下的高福利政策使财政无法承受。“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英国《经济学家》这样的预言并非危言耸听。正如西方评论家所言,高福利超越了民主制所能保证的自身限度,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毒贩和瘾君子”,却“完全合法”,前者为赢得选举发放福利“毒品”,后者上瘾后想得到更多。

 

2、欧美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危机总是会表现出明显的传染性特征,即从一个局部市场向关联市场甚至是整个经济系统传递。此次欧美主权债务危机也不例外。它并不会仅仅限于公共债务市场,而是牵涉到银行市场、外汇市场,波及全球经济。欧美债务危机将通过下面三个渠道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稳定。

首先,通过出口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欧美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欧美国家经济增长放缓必然影响我国的出口需求,使得出口难以再度扮演增长发动机的角色。数据显示,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增速从20101月的46%大幅下降到2011827.7%,对美国的出口增速从20101月的56.6%,下降到20118月的25.1%

其次,通过金融渠道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由于经济基本面持续低迷,再加上财政约束,美欧央行或将考虑重启印钞买债的货币政策,以稳定债券市场,并刺激经济。近期,欧洲央行已经宣布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的计划,日本央行有意扩大货币供应量,有关美联储可能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测也越来越多。过剩的流动性首先冲击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使中国面对巨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为应对高涨的流动性,今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六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由“宽”入“紧”,但却难以摆脱多重“政策两难”:以利率工具为主体,必将面临所谓“蒙代尔一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困境,加息政策与升值预期和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相冲突,使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弱化;以数量性政策工具为主面临着存款实际利率为负、民间利率高涨与短期流动性出现结构性变异的困境,从而难以克服负利率带来的经济泡沫蔓延、体系外金融高涨,甚至资金自我繁衍的问题。

第三,影响投资和消费信心。美国债务上限的内耗、欧债危机继续深化以及经济再度低迷下政策工具的捉襟见肘,都大大影响了全球投资和消费者的信心。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乃至信心一体化的今天,信心的互相传导也影响到了中国,我国国内很多企业的外贸订单以及海外投资也开始犹豫,悲观的预期导致我国投资消费意愿下降。

 

三、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保持物价稳定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3月份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大。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连续6个月上涨率在5%以上,7月份达到6.5%,为近期最高点。其它价格指数,如投资品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等,上涨幅度都明显较高。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不仅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对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克服眼前困难具有重要意义。

造成此轮通胀压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由于美国长期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又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内新增信贷规模较大对价格上涨造成的滞后影响,也有新出现的各方面成本推动因素形成的价格水平上涨。在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目前特别需要重视成本推动因素。

第一,输入性通胀因素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价格格局,势必对我国经济带来我们难以自主调控的通胀压力。

第二,保持农产品价格的适度提高是需要接受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因素。“十二五”期间,我们面临着提高农民收入的艰巨任务,而提高农民收入最根本的措施是保证农民劳动成果的价格稳定提高,我们必须主动保持粮食收购保护价格的提高与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合理关系。因此,保持农产品价格的适度提高是需要接受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因素。

第三,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水平的提高,如何“分蛋糕”的收入分配政策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将收入分配政策提到了重要位置。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要求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届五中全会更深刻指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重要方面是“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十七大的两个“提高”,明确了增加居民收入的来源。十七届五中全会的两个“同步”规定了提高居民收入的原则,即居民收入的提高是与经济发展程度相联系的,劳动报酬的提高是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制约的。违背了这些原则就会出现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压力。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劳动报酬比重明显偏低,科学发展要求我们扭转这种偏低的状况,因此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收入提高和劳动报酬提高不低于、甚至略高于经济发展速度和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是必要的,因而劳动力成本适度上升是价格总水平上升的合理因素。

此外,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多年来地方“土地财政”惯性影响,各产业发展中土地或土地使用成本上升因素还会继续对价格总水平保持不容忽视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体制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这一过程中我们较多遇到的是通货膨胀问题。但是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货膨胀类型也由上世纪80-90年代的投资、消费及外需不协调不平衡过热增长的需求拉动为主,逐步演变为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混合形式,而且成本推动因素作用越来越明显。根据上面的分析,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存在的某些成本推动的价格上涨是有其必然性的,以及某种程度的必要合理性,例如保障农民收入的必要性,和全面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性。我们需要审时度势,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违规行为,使价格上升幅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把价格总水平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加强对低收入、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相比,前者往往会在短期内造成激烈波动,形成较大冲击,严重影响经济稳定;而后者影响则在一般情况下相对温和一些,发展过程相对缓慢。但是对于前者,通过加强需求管理,宏观调控可以较快产生抑制作用;而对于后者则较难仅仅通过紧缩解决,需要更科学地因势利导综合应对,更加重视供给侧的市场化改革。

此轮价格上涨成因复杂,我们采取了综合应对措施,效果将会逐步显现。在“十二五”及以后时期中,我们要重视积累应对不同类型通胀问题的经验,争取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

 

四、宏观调控以稳为主,政策搭配审慎灵活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造成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首次世界经济负增长。至今主要发达国家仍未彻底走出危机的泥潭,而我国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克服诸多困难,在世界经济中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的企稳回升,目前正在实现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的有序转变。我们取得如此成绩的法宝,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宏观调控,坚持不懈地奋力保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目前,欧美债务问题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趋缓但仍处于高位,要实现有效抑制通货膨胀,保持宏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宏观调控应以稳为主,政策搭配审慎灵活。

首先,要促进货币政策向中性靠拢,在执行过程中要慎重,既不要继续出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也不要轻易出台刺激性的货币政策。

其次,要把短期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和保持中长期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任务有机结合起来,防止短期控制物价措施影响就业、伤及中长期增长基础。

第三,要重视并认真解决目前在实体经济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要关注货币政策回归稳健过程中传统制造业中的小型微型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难和高利贷问题。此外,还有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健康发展问题,地方发展项目的后续资金困难问题、安全生产方面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需要针对具体问题采取具体措施,采取有差别的政策,分类解决。既要把握宏观调控的大方向,又要保护各方面积极性,特别是地方的积极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

 

1、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优化

虽然我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但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还在持续,必须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规模,防止政府力量过快退出导致的总需求增速过度下降,发挥财政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功能。

第一,通过结构性减税减轻小微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结构性减税可以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在实现增长的同时化解通胀压力。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偏重,资源要素成本压力加大,财税优惠政策惠及面窄。应继续加大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相关配套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结构性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增强其抗通胀的能力。通过削减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税负降低消费者间接承担的税负,对稳定物价水平发挥作用。

第二,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财政资金继续向农业、民生、保障性住房领域的倾斜,发挥政府在保障性住房融资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建立长期稳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将住房保障资金需求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之中,确保年度财政预算中保障性住房项目支出的比例。

第三,财政政策应向促转型、调结构的方向转变。财政政策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把握总量的同时,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2、兼顾控通胀与稳增长,保持货币政策中性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及其隐含的结构性表明:既要结合市场完善和结构调整,在一个长期动态过程中解决流动性问题,又要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目标,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货币政策向中性靠拢,处理好控制通货膨胀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关系。

第一,要加强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审慎性,平衡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体现高度灵活性的同时,也存在很强的反复性。要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必须平衡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和前瞻性,加强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和审慎性。因此,要加强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加强对国内外相关冲击的预警及其影响评估,加强对相应货币政策当前和预期效果评估,加强对相应货币政策及反馈博弈机制研究。只有科学预见国内外相关冲击及其影响和传导,才能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使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具有稳健性和审慎性。

第二,完善货币政策组合,正确处理管理通货膨胀、引导资产价格的关系,促进市场价格的合理化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稳定物价总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在实践中还必须兼顾资产价格,这是因为我国的资产价格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房地产价格影响居民消费,股票价格影响到企业融资,人民币汇率影响到外汇收益和贸易。要发挥管理通货膨胀与引导资源要素和资产价格完善的积极影响,必须加强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一是引导信贷结构优化和社会融资水平的合理化。二是引导改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要形成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单向浮动。三是引导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要支持对小微企业的结构性减税,加强对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及低收入群体补贴的政策支持;货币政策要加强对农业、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加强对低碳、环保、节约资源的资金支持;引导保障性住房的健康发展。引导加强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表外资产和房地产金融的风险预警和管理,防范理财产品、民间高利贷等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加强对跨境资本的有效监控。

第四,要继续创造条件,深化金融结构特别是金融机构改革和资本市场建设。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进一步扩大直接融资渠道、支持金融产品多元化创新,推动金融健康发展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一要注意信贷消费机制的健康发展,抑制无节制的信用消费。二要注意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及其资本价格发现和风险预警功能。三要注意人民币汇率弹性浮动及其与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要引导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预期。四要注意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建设。五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开放,支持为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五、进一步努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伟大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其战略性在于这项任务是我国在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其长期性在于这项任务不可能在几年内一蹴而就。通过前几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我们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针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必需继续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对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前应该加强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把政府资源投向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领域。

第二,更加注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落实区域发展规划。

第三,更加注重夯实农业基础,加大对农业和农村事业的投入,保持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第四,更加注重节能减排工作,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环境。

第五,更加注重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以扩大内需为主,同时积极有效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抓住机遇,促进国内发展。

第六,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发,不断总结经验,有力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保证,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中的难题,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课题顾问: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课题总负责:陈佳贵、李扬;执行负责人:刘树成、汪同三;执笔:李雪松、张涛、沈利生、王文波;报告起草组成员还有:赵京兴、樊明太、李军、李文军、张延群、王丽、娄峰。

 

 
学术网站: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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