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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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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春季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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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要点提示

    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经济运行平稳,产业结构优化;二是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效益趋稳;三是物价保持稳定,资金流动性偏紧;四是外需弱势复苏,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2014年,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缓慢复苏之中,发达国家新的增长动力尚不明朗,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动力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压力以及美国缩减QE3带来的资本流出等不确定性冲击,中国需对美国缩减QE3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持警惕。

    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左右,经济增速比上年稳中略降。主要考虑是: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稳增长的措施将是温和的,过度的刺激性政策会带来负面作用,改革红利的释放也是难以立竿见影的,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较大。这次预测结果比去年底的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制于产能过剩、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等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依然难以成为拉动经济上行的主导因素,而外贸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将进一步减少。产业结构将继续优化,预计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首次突破47%,提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预计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18.4%,实际增长1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3.0%,实际增长11.2%;出口增长7.2%,进口增长8.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涨幅略低于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1.5%,仍处于通缩区间。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具有较大潜力,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加富有弹性。宏观调控合理区间的下限应从2013年的7.5%左右下移到2014年的7.0%左右,以便为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留出更多空间,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当前,在中国财政收入增速进入明显放缓的转型阶段,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拨付进度,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营改增,减轻小微企业财税负担;加快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以便为其他相关改革创造积极条件。

    稳健货币政策在保持松紧适度前提下,应适当定向宽松,维护金融稳定,打破刚性兑付,防范金融风险。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注意使用结构性放松的政策操作,也可考虑小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稳定市场预期;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对中长端资产适当定向宽松,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高度警惕可能集中出现的企业债务违约问题,既要允许适量的正常违约,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由于房价回调、房企资金链断裂、抵押物价值缩水、上下游产业联动等方面对金融机构产生的传染效应。2014年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采取分类调控的措施,注意保持金融对首套自住性刚性需求的必要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如果仅仅依靠宏观调控的宽松政策,即使可以实现今年稳增长的目标,但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杠杆率会抬得更高,累积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会更趋严重。因此,需要权衡利弊,推动更多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措施,寻求发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巨大潜力。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稳增长有两大对策:一是创新投融资模式,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推进可持续型的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打破垄断,放松准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一、2013年中国经济回顾与2014年预测

 

    12013年中国经济回顾

    2013年,发达经济体持续缓慢复苏,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总体放缓。中国政府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加强风险防范,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实现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经济运行平稳,产业结构优化。在国际经济艰难复苏和国内产能过剩、新一届政府加强产业结构优化和注重经济增长质量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2013年中国GDP增长7.7%,与上年持平,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从产业结构上看,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4.0%7.8%8.3%,其中第一、第二产业增长速度分别比上年回落0.50.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比上年增加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比第二产业高出2.2个百分点,成为2013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

    第二,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效益趋稳。从总量上看,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19.3%,较上年回落一个百分点,从季度数据上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趋势,增速不断放缓。从投资结构上看,2013年房地产投资名义增速为19.8%,较2012年提高3.6个百分点;受产能过剩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显著放缓,名义增速为18.5%,较2012年增速大幅回落3.5个百分点。2013年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略好于2012年,2012年受欧元区危机影响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在前三季度一直是负增长,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2.2%,高于2012年的5.3%,反映出企业对中速增长的新态势有了一定的适应性。

    第三,物价保持稳定,资金流动性偏紧。2013年,在翘尾因素减小、内需乏力和产能过剩形势较为突出等因素影响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基本延续了2012年温和上涨的发展态势,同比上涨2.6%,与上年持平。需要注意的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自20123月起已经连续二十多个月同比负增长,处于通缩区间,反映出部分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2013年初开始,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性状况不断趋紧,其最终表现就是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不断上升,2013620日银行间同行拆借利率飙涨至13.44%;银行所吸引存款利率也不断上升,部分银行长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这与金融结构扭曲、金融改革滞后、资金期限错配等因素密切相关。

    第四,外需弱势复苏,国际收支趋于平衡。2013年,在美国经济逐渐复苏、欧元区危机略有缓解、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复杂因素作用下,中国进出口增长7.6%,贸易总额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增长7.9%,以上年增速持平;进口增长7.3,较上年增加3个百分点。当前,在中国资本项目未实现可兑换情况下,2013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已降至2.1%,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尽管货物贸易顺差259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2.5%;但服务贸易逆差118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2.1%,增长更快。自2009年以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年均增长41.5%,远高于货物贸易顺差增速。如果未来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增长缓慢,而服务贸易逆差与海外投资负收益显著扩大,那么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将会进一步下降。

    22014年国际经济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仍将处于缓慢复苏之中。发达国家新的增长动力尚不明朗,造成这次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即发达国家债务率仍然处于高位。区域冲突和政治动荡导致不稳定性。新兴经济体面临增长动力疲弱、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压力以及美国缩减QE3带来的资本流出等不确定性冲击因此,世界经济整体仍然处于脆弱的再平衡调整周期中,即使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于2013年,但仍将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

    当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有所好转,房价平均回升20%左右,但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股票价格指数显著回升,居民消费和公司盈利缓慢回升。美国这些年正在经历着深度调整与经济转型,这种转型是漫长和痛苦的。受页岩气、页岩油等能源新技术的影响,降低了能源成本,提升了工业竞争力。美国的失业率有所下降,但是美国结构性失业问题依然严重。目前美国正在逐步缩减QE3规模,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变化调整了与加息有关的前瞻性指引,将考虑金融市场、通胀预期及劳动力市场等更为广泛的因素,而非只依失业率6.5%的目标来决定。预期2014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高于去年水平,但美国缩减QE3规模的节奏及未来加息的时间仍具有不确定性

    欧元区各国经济受稳定政策影响,政府财政赤字率降低,银行体系和金融稳定性好转,重债国的国债收益率降低,国际资本回流、出口数据出现好转。但南欧国家较高的失业率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未来的宽松政策仍将持续。预计2014年欧元区经济有所回升,增长率将略高于去年水平,但长期仍将处于低速增长态势。

    日本经济在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经济持续增长,但随着20144月新消费税推出,第二季度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尽管第一季度消费强劲增长。下半年日本消费能恢复到何种程度、经济能否达到预期的增长存在不确定性,预计未来仍然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动力不足,增速预计继续放缓。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潜力下降。由于美国开始缩减量化宽松政策QE3的规模,国际收支与财政收支双逆差的国家,面临货币高估压力或者房地产泡沫压力的经济体,可能出现资本外流或流入减少、货币贬值、股市下滑、债券收益率攀升、融资成本上升的局面,面临着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的风险。中国必须对美国缩减QE3带来的不确定性保持高度警惕。

    32014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元年,随着改革红利的逐步释放,中国经济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将不断得以解决,经济复苏和增长力量仍然正在逐渐积聚,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也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

    经济增速稳中略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加快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无疑是有利于稳定增长的。但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稳增长的措施将是温和的,过度的刺激性政策反而会带来负面作用,改革红利的释放也是难以立竿见影的,并且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较大,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4%左右,经济增速比上年稳中略降,仍处于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这次预测结果比去年底的预测下调了0.1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受制于产能过剩、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等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放缓,消费依然难以成为拉动经济上行的主导因素,而外贸增长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将进一步减少。

    产业结构继续优化。预计2014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将分别增长3.9%7.4%8.1%,分别比上年回落0.10.40.2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分别拉动GDP增长0.33.73.4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的拉动与上年持平,第二、第三产业的拉动分别比上年回落0.20.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2%49.7%46.1%,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比上年增加1.0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将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升到2015年的47%,预计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将首次突破47%,提前一年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目前,新开工项目和企业新订单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滑;房地产市场销量迟滞及房企资金压力使房地产投资力度逐渐减弱;制造业投资出现分化,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投资下滑,成长性行业对投资稳定增长的支撑作用尚不足,且融资成本较高;部分地区随着卖地收入的放缓,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也会受到影响。近期国务院两次常务会议部署了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的支持作用,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铁路建设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决定在交通、信息、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等基础设施领域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预计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9万亿元,名义增长18.4%,实际增长18.2%。虽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消费增长平稳。在消费刚性和调结构、促内需的政策推动下,近年来,中国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而且消费的波动性远远小于投资和进出口的波动性。近期高端餐饮娱乐场所正在面向大众型消费转变,消费结构逐步改善。与房地产相关的装修、建材、家电等消费将受到房地产市场销售迟滞影响。近年来网购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迅猛,信息、文化、教育、健康、旅游等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最近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出台促进信息、旅游、养老、健康服务等领域的若干政策,促进居民扩大消费。预计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26.9万亿元,名义增长13.0%,实际增长11.2%,延续去年的平稳增长态势。

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进一步减少。目前美欧经济复苏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拉动比金融危机前明显减弱,部分中国商品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所替代。近几年随着中国劳动成本的上升,中国产品价格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2013年一季度中国虚假出口套利、套汇盛行并推高了去年一季度的基数;近期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抑制了部分套利和套汇交易,今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波动或将成为常态,中国进出口两位数的增长已经难以再现。尽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略高于2013年,但仍将低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预计2014年中国出口增长7.2%,进口增长8.6%,货物贸易顺差2506亿美元,略低于2013年。2014年服务贸易逆差将继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1042亿美元,较上年降低25.9%,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继续为负。

    物价上涨温和。2014年美联储逐渐缩小QE规模,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形成制约,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不大;国内投资增速放缓,产能过剩仍较为突出,压抑工业品出厂价格;去年中国粮食继续增产,近期猪肉价格有所下降,物价缺乏快速上涨的支撑;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翘尾因素为0.9%,比上年减弱0.1个百分点。今年推高物价涨幅的因素主要是水、电、气、运等基础价格的改革以及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预计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涨幅略低于上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1.5%,仍处于通缩区间。

    收入增长稳定。预计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1%,增速有望略高于上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持续第5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财政收入近14万亿元,增长8.3%,财政支出15.3万亿元,增长10.3%

    货币供应适度。预计2014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5.4万亿元,增长13.3%;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0.8万亿元,增长13.6%;年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5万亿元,增长13.3%,新增贷款9.6万亿元;全年社会融资总额19万亿元。

    总体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增长质量有所提高。表1列出了2014年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结果。

 

 

 

12014年中国经济主要指标预测表

指标名称

2013年统计值

2014年预测值

1、总量

 

 

GDP增长率(%

7.7

7.4

2、产业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4.0

3.9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7.8

7.4

其中:重工业增长率(%

8.0

7.7

轻工业增长率(%

7.2

6.7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8.3

8.1

      其中:批发零售业增长率(%

10.1

9.9

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0.3

0.3

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3.9

3.7

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3.5

3.4

第一产业贡献率(%

4.3

4.2

第二产业贡献率(%

50.7

49.7

第三产业贡献率(%

45.1

46.1

3、投资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47074

529340

名义增长率(%

19.3

18.4

实际增长率(%

18.9

18.2

资本形成率(%

49.2

48.9

4、消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237810

268730

名义增长率(%

13.1

13.0

实际增长率(%

11.5

11.2

5、外贸

 

 

出口总额(亿美元)

22096

23690

出口增长率(%

7.9

7.2

进口总额(亿美元)

19504

21180

进口增长率(%

7.3

8.6

外贸顺差(亿美元)

2592

2510

6、价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2.6

2.5

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上涨率(%

-1.9

-1.6

投资品价格指数上涨率(%

0.3

0.2

GDP平减指数(%

1.7

1.6

7、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率(%

7.0

7.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9.3

8.9

8、财政收支

 

 

财政收入(亿元)

129143

139860

财政收入增长率(%

10.1

8.3

财政支出(亿元)

139056

153360

财政支出增长率(%

10.9

10.3

9、货币金融

 

 

新增贷款(亿元)

89090

95880

新增货币发行(亿元)

3899

3880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

446902

507680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增长率(%

14.0

13.6

M2(亿元)

1106509

1253720

M2增长率(%

13.6

13.3

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719000

814750

各项贷款余额增长率(%

14.1

13.3

社会融资总额(亿元)

172900

190030

 

二、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

 

    1、当前中国经济与投资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从供给方面看,中国许多行业产能仍然过剩,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继续下降,而国内供给的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缓慢。从需求方面看,国内有效需求中公共消费由于中央八项规定而受到抑制,但其他有效的替代支出没能及时跟上;家庭的装修、建材、家电等消费受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企业投资由于保留收益率下降而存在不确定性;国际需求增长由于不确定性存在隐忧,中国外贸稳增长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集中体现为投资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投资增速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因素有:一是部分采矿业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投资回报下降,压抑了投资需求;二是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分化和调整,部分房地产企业资金压力加大,房地产投资增速面临下滑压力;三是具有较高投资回报率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准入门槛过高,民间投资积极性难以有效发挥;四是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较高,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资金压力;五是中国投资基数已经较高,2013年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78%的水平,很多省份的投资占其GDP比重已经超过80%,但投资效果系数即单位投资所增加的GDP却不断下降。

    2012-2014三年来看,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目标都已经下调,甚至经过两年持续下调,下调幅度比较大的是内蒙古、四川、吉林、黑龙江和山西。西部、中部、东部都有省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幅度达到或超过3个百分点。许多省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原因是因为下调了投资增长目标,多数省份下调了2014年投资增长目标,主要是因为现在严控地方债,债务存量与融资成本也比较高,而且投融资渠道狭窄。今年全国有接近一半省区将2014年投资目标定在18%或以下,这是主动调整的结果。

    今年一季度,经济与投资增长延续了惯性下滑的趋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3个百分点,比去年底回落了2.0个百分点。其中,占投资比重近三分之一的制造业投资增速从去年底的18.5%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15.2%;占投资比重近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从去年底的19.8%回落到今年一季度的16.8%。目前支撑经济与投资稳定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于占投资比重约五分之一的基建投资,一季度基建投资仍保持着较高增速,其中,交通、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增速为20.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速为24.6%

    2、当前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不同,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

    从生产要素结构方面看,由于中国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而技术进步是一个慢变量,这三个因素迭加,导致未来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不少学者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将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降低到7-8%左右的潜在增长水平。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已经达到峰值,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要从传统制造业转到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传统制造业向传统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率的下行,尽管这种转移对吸纳更多就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制造业的70%左右。在发达经济体,他们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高于制造业的,因为他们是高端的服务业为主,而我们是低端的服务业为主。目前我们转移的多是低端服务业,因此传统制造业向传统服务业转移越多,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就下降得越快。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结构性减速通道。这种结构性变化,是经济成长阶段推移的结果。它区别于周期性,更区别于政策性。这是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

    2013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达到46.1%,比第二产业高出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显著高于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促进中国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2013年中国新增就业1310万人,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达170万人,创历史新高,就印证了这一点。但是,目前中国就业市场上结构性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共存,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调整教育供给的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结构性政策去解决,而不能简单地依靠扩张性的总量政策去解决。

    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转型已经开始,但在目前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仍不足的情况下,服务业份额的扩大也就必然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要有所回落。如前所述,这是因为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且服务业的产业链相对较短。这就必然带来结构性减速的问题,这对稳增长无疑将带来很大的挑战。

    3、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具有较大潜力,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

尽管当前中国经济与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长期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的潜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新型工业化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需要放松准入,改革创新。新型城镇化及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空间依然较大。我国区域差距较大,建设空间依然广阔。中国的高储蓄率仍将维持较长时期,这些资金亟需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以便高效、安全地转化为有效投资,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

    为了提高潜在增长水平,必须加快发展劳动生产率高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然而,受制于行政垄断、技术创新体制机制落后、大量僵尸企业难以快速清理等因素,转型升级必然是一个痛苦且缓慢的过程。

    在此结构性减速过程中,经济决策难度加大,需要长短结合施策,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稳中有为。宏观调控要更加突出就业优先,既要守住保就业、保稳定、防风险的底线,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建设进度,适度加大交通等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又要适当容忍经济增速下限的下移,使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更加富有弹性。比如说,宏观调控合理区间的下限应从2013年的7.5%左右下移到2014年的7.0%左右,以便为结构调整和改革创新留出更多空间,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此同时,应加快推动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长期潜在增长水平。

 

三、对2014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建议

 

    1、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当前,财政在建立国家现代治理体系、促进发展、调整结构、保障民生、维护公平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中国财政资金规模已达历史新高。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12.9万亿元,同GDP的比率已从1994年的10.8%上升至22.7%,提高了近12个百分点。其次,财政的职能正在从过去的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1994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比重高达41.3%,而目前该比重已不超过15%。当前用于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城乡社区事务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力度已大幅度提高。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财政形势正出现深刻的新变化。

    一是财政收入增速进入明显放缓的转型阶段。2013年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0.1%,创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年度增速的新低。在1994-2011年的17年时间里,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2%2012年降至12.9%2013年比上年进一步回落2.8个百分点。虽然主动的结构性减税是财政收入增速降低的一个原因,但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是导致中国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二是税收结构呈现增值税比重大幅下降、企业所得税比重大幅上升的特征。2013年全国税收中增值税比重为26.1%,虽然仍为第一大税种,但同2000年相比,该比重下降约10.1个百分点,是比重降幅最大的税种。2013年企业所得税比重为20.3%,为第二大税种,同2000年相比,该比重上升约12.3个百分点,是比重升幅最大的税种。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重出现较大变化外,营业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的比重变化不显著。

    第一,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加快财政资金拨付进度,为稳增长、调结构提供支撑

    在中国财政收入增速进入明显放缓的转型阶段,积极财政政策要加大支出结构调整力度,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经济建设领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比如公私合作伙伴模式PPP)等,在减少用于经济建设的财政资源的比重的同时,着力提高有限的财政资源对社会资金的引领和带动效应,支持重点领域的投资增长。中央可在棚户区改造、铁路建设、重大水利工程、节能减排工程等领域加大中央投资的力度,并以此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增长。

    对于重要的基础性产业和新兴产业,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对吸引社会资金的翘动作用,发挥好财税政策的支持作用。

    在基本建设与公共服务支出领域,应大幅减少专项经费的设立,加强对专项经费的监管,避免专项经费设立与资金使用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低效性。

    在公共服务支出领域,要盘活现有财政资源,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特别要注意提高科技、教育支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避免财政资金使用不当和严重浪费。

    尊重市场经济规则,财政资金应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而对一些有显著公益性的重要产业如教育、医疗、老龄产业,要放松准入,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如在财税、融资、用地、特许经营等方面制定相关的鼓励政策,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

    在控制公务员总量、遏制公务员灰色收入的同时,研究建立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层级公务员收入正常增长的体制机制。

    第二,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营改增,减轻小微企业财税负担

    营改增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税制改革。随着试点改革的推进和试点政策的不断优化,营改增试点取得了积极成效,已基本解决部分现代服务业的重复征税问题,适当降低了部分服务企业的税收负担,对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具有积极作用。营改增可使得原缴纳增值税的制造企业,由于从事或购买了服务而可以增加抵扣,成为直接获益者,从而有利于促进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2013年中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去年共计减税1402亿元。其中,试点纳税人减税600亿元,原增值税纳税人因增加抵扣减税802亿元。

    营改增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部分人力资本密集型试点企业因可抵扣进项费用较少从而使税负不降反升、异地服务的增值税不能异地抵扣、个别政策不明确导致实际操作困难以及各地相关过渡性政策不统一等问题。此外,目前营改增的行业试点范围仍然比较小,营业税的主体税目如金融保险、房地产、建筑施工以及旅店餐饮等行业因面临一些问题尚未纳入试点范围。要通过不断完善该政策,为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行业试点范围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进一步推进和完善营改增政策过程中,鉴于实体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小微企业可对促进就业作出巨大贡献,应简化税收征管办法,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的财税负担

    第三,加快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为其他相关改革创造积极条件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行了具体部署。此次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涉及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三大方面的问题,旨在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以便为其他相关改革创造良好条件。按照事权优先于财权原则,重塑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责任架构。合理界定中央事务、地方事务、中央与地方共同事务、中央委托事务、中央引导和鼓励性事务的边界,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以上划部分事权、适当扩展中央政府支出规模为重点,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等跨地区流域管理上划为中央事权。

    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改革进展比较大,而地方税的改革相对滞后,不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营改增虽然有多方面的积极效应,但是直接导致地方财政丧失主体税种,而现行过渡办法又难以持续。目前地方税种只有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税种,这些税种普遍收入规模小、税源零散、征收难度大,难以具备地方主体税种的地位和功能。为此,未来应在下调增值税标准税率的同时,扩大消费税征管范围,逐步将消费税、房地产税、资源税、环境税、遗产税,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并把土地出让收入纳入公共财政预算,改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

    2、稳健货币政策要适当定向宽松,稳定金融环境,打破刚性兑付,防范金融风险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通货膨胀压力不大。要把握发展主动权,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应加强对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等短期目标的统筹平衡。稳健货币政策在保持松紧适度前提下,应适当定向宽松,加大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打破刚性兑付,着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第一,灵活调整流动性操作的方向和力度,注意使用结构性放松的政策操作,也可考虑小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稳定市场预期。

    近年来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后危机时代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则基本上都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多元目标弹性制,尽管在货币政策规则中通货膨胀目标的相对权重是最主要的。2003-2012年期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虽然没有明确采取稳定物价单一目标制,但实践中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则高度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不过,随着社会各界对土地等资源市场化、影子银行等金融创新和货币信贷市场深化的认识加深,中国货币供给量、信贷总额等传统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而不稳定,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也应该呈现一定的通货膨胀和就业目标组合弹性。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组合,这与货币政策规则的目标弹性制也是一致的。

    在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背景下,要发挥货币政策弹性目标制的有效性,就必须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并相机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适时运用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回购、票据、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组合,保证短期流动性平稳,着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在美国缩减QE3、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利率市场化快速推进、信托等债务到期较为集中的阶段,如果资本流入和新增外汇占款持续减少,可调整公开市场上的操作策略,注意使用结构性放松的政策操作,也可考虑小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稳定市场预期,防止出现流动性风险,并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第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薄弱领域的支持力度,对中长端资产适度定向宽松,促进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

    近年来,伴随着金融市场深化和创新,中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负债结构和盈利模式发生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比较引入关注的,一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和来自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规模逐渐扩大,二是商业银行通过与基金、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推进表外业务创新,影子银行通过理财服务发挥金融中介作用,互联网金融也随着IT技术支持得到突破性进展,从而使银行脱媒化发展迅速,金融机构更倾向于将金融资源配置在金融体系内。同时,中国金融市场主体与实体经济主体相分割,资本市场结构不平衡,场外市场及资产证券化进展缓慢,也使得实体经济融资结构不合理,社会融资能力受到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制约。其结果就是使大量银行表内资金转移至表外,使得部分属于M1的活期存款流向属于M2中的信托存款等,贷款等金融资源脱离实体而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社会融资成本较高。

    当前,银行流动性总体宽松,短期利率走低,但中长期利率依然高企,收益率曲线陡峭,这与软预算约束主体占用金融资源较多有关。为了解决短端宽松向中长端传导不畅的问题,可对中长端资产适度定向宽松,引导中长端利率回归合理水平。一方面要着力创新金融调控方式、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强化金融资源的市场化调控和资产负债管理,通过窗口指导、差别化存贷比、监管费、财政贴息和税收激励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在优化增量的同时逐步调整盘活存量,并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特别是加大对三农、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新兴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小微企业等领域的定向金融支持,促进货币信贷保持合理增长。另一方面,要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和优化信贷结构和融资结构,还需要加快完善金融市场建设,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价格传导机制。特别地,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金融产品、投资者和融资中介多元化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市场结构创新。

    第三,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

    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减少常态式外汇干预,加大市场供求决定汇率的范围和力度,增强汇率双向浮动弹性,逐步形成双向波动预期。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必须以完善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机制及建立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框架、加强由金融机构组成的市场定价自律和协调机制为条件,并在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对冲金融机构因为违约而破产,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产品特别是社会存款的市场化定价范围。在利率放开初期,被长期管制的融资需求会快速反弹,这些风险在较短时间内快速积累,会加剧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遇到外部冲击时就易酿成经济动荡。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迫切需要健全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由于中国国债市场的期限结构不合理、品种有限、债券市场的功能不完善等原因,中国当前的国债收益率难以完全地反映真实的市场资金供求状况,造成了金融资源的错配,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当前迫切需要从创新发行制度、完善市场结构、丰富市场参与主体等方面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

    第四,高度警惕可能集中出现的企业债务违约问题,既要允许适量的正常违约,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支持设立民营银行参与推动金融业竞争,支持互联网金融创新和风险监管,继续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逐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探索完善金融混业监管机制。完善由中央银行牵头、金融监管机构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断丰富和完善监管协调的合作形式和机制,着力形成防范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监管合力。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是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协调机制的基础,有利于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2013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2014年初,全国房地产市场出现量跌价滞状况。一二线城市土地和房屋销售价格已经处于高位,房屋销售成交量环比出现下降;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在房贷收紧的环境下,部分城市房价出现了下跌。中国正处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和推进阶段,为房地产业未来中长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2013年以来不少房企激进扩张,高价拿地,有的房企不惜高息借贷,以信托、理财产品等方式筹措资金。2014年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逐步退出以及近期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将使房地产市场承压,同时增加房企海外融资的成本。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于由于房价回调、房企资金链断裂、抵押物价值缩水、上下游产业联动等方面对金融机构产生的传染效应。2014年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风险,采取分类调控的措施,注意保持金融对首套自住性刚性需求的必要支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要高度警惕中国企业的高债务率和债务违约问题。由于前期产能过剩行业以及房地产企业扩张过快,近几年企业债务率攀升过快,2014年可能会有更多资不抵债的企业集中出现债务违约问题。要加快经济主体的市场化建设,打破刚性兑付痼疾,建立真正市场化的风险定价机制,让投资者自担风险,通过市场约束道德风险和信贷增长失控问题,发展健康的信贷市场,推动资金流向更优质的资产。通过公开拍卖、公开的第三方介入等方式,建立透明的、市场化的违约处置机制。鉴于中国企业之间通过漫长的信贷链条紧密相连,许多债务合同是由第三方担保的,在决定是否要拯救一家陷入困境的企业时,要把系统性因素作为最主要依据,既要允许适量的正常违约,又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稳增长两大对策:推进可持续型的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如果仅仅依靠宏观调控的宽松政策,即使可以实现今年稳增长的目标,但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杠杆率会抬得更高,累积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问题会更趋严重。因此,需要权衡利弊,推动更多有利于稳增长的改革措施,寻求发挥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巨大潜力。利用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倒逼各方面的改革加速,以尽快释放改革带来的增长红利。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稳增长有两大对策:一是创新投融资模式,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推进可持续型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打破垄断,放松准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1、创新投融资模式,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推进可持续型的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当前中国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总量不足、标准不高和运行管理粗放等问题。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基础设施依然较为落后,中国的公路和铁路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世界城镇化历史表明,城镇化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较快。目前,中国城镇化建设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的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3年的53.8%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

    城镇化建设不仅仅是提高城镇化率的问题,应该注重将城乡一体化寓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中。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未来6年内将努力实现规划提出的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意味着每年将近1700万人要实质性融入城镇,即实现人口城镇化;过去35年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户籍人口年均增长不超过1000万。随着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大、中、小城市建设将需要修建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以及电力、燃气、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需要提供养老保障、教育条件、医疗系统、住房保障等,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速势必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无论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据财政部估算,202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60%,由此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但在当前,并没有建立适应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融资方式仍以银行贷款为主,最终还款来源仍是土地收入。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银行借贷困难以及地方债务突显等问题日益突出,巨大的资金缺口成为新型城镇化面临的最直接难题。面对巨大的资金需求,如果不创新融资机制,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是难以承受和难以持续的。

    鉴于中国高储蓄率还将维持一段时期,必须根据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进行分类,并深入推动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引入长期权益性社会资本,交通等基础设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巨大潜力才可转化为经济增长可持续型的重要动力。

    第一,抓紧修改《预算法》,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发行市政债券,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高额的初始成本,投资风险大而且产出效率相对较低,因此,必须确保政府必要的投入。借鉴发达国家利用市政债券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资的经验,开前门,堵后门,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限,完善现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制度,探索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相结合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办法。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市政债券,能以较低的融资成本筹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有利于实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代际公平。特别是对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的专项债务,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等专项债券融资,以对应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前期城投债已经出现了风险预警,未来需要把原有的地方融资平台与新建立的市政债融资切割开来,以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推动地方政府尽快实现自主发债,需要建立和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修改《预算法》,改变地方政府不能成为举债主体的规定;改革当前政府预算会计制度,研究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健全偿债准备金制度,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监测预警系统,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等一揽子规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权限和用途,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分类管理和限额控制,在允许地方政府规范举债的同时,严禁地方政府继续借道融资平台公司举债,抓紧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

    第二,放宽市场准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推动融资结构从单一的银行贷款向多元化转变,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充分利用间接融资、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举措。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创新金融服务和产品,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以发展直接融资为例,鼓励投融资主体通过发行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参与资本市场等方式,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提高股权性资本的比重,利用好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各种性质投资,支持债权转股权等债务重组模式。对于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通过市场化机制引进的企业,应分享沿线土地增值收益,城市轨道沿线的土地可更多地交给轨道交通建设主体进行开发,更多实现商业化的运营。鼓励建立城市发展基金、小城镇发展基金和产业化投资基金。借鉴国外城镇化经验,地方政府承担部分资金作为种子基金,向社会发行公共投资基金券,按照市场规律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问题,鼓励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项目自身具有稳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第三,稳步推进公私合作伙伴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质量

    创新并分类使用公私合作伙伴(PPP)模式,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可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打破垄断利益,防止效率不高,造成资源浪费。政府通过特许经营权、合理定价、财政补贴等公开透明方式,事先明确收益成本机制,提高民间资本投资与预期收益的匹配程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具体需要采用租赁-建设-经营(LBO)、购买-建设-经营(BBO)、建设-转让-经营(BTO)、建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等形式与民营企业合作,为新建基础设施融入民间资本,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可考虑优先选择收益比较稳定、投资规模比较大、长期合同关系比较清楚、技术发展比较成熟的项目,如市政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保障房建设等,现有项目也可以引入PPP模式进行升级改造。

    第四,建立服务对象明确的新型政策性金融机构

    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或者是保本微利的,这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特征相一致。因此,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服务的对象也非常明确,即服务市场不愿意配置资源或者不能配置资源的领域。当前要发挥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作用,研究制定政策性金融专项支持政策,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提供规范透明、成本合理、期限匹配的融资服务。

    2、打破垄断,放松准入,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当前,中国的一些行业、一些领域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垄断,尽管在国内依靠垄断地位赚取较高利润,但浪费严重、服务质量差等问题突出,严重制约了现代服务业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中竞争性业务的发展。打破垄断,放松民营资本的准入门槛,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提高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和服务质量的要求,又是未来提高潜在增长水平的重要增长点。

    从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13年尽管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是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仍然非常不足,特别是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行政性垄断是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行业,准入门槛高,不利于竞争和行业整体进步。

    比如在教育培训业,自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之后,中国大学生入学率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大学毕业生规模将超过700万人,然而,中国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仅1000多万个。庞大的大学毕业生给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变,无数企业面临着用工不足,尤其是一些高级技术工人用工严重不足,这表明中国劳动力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程度较为严重。中国就业市场上结构性问题必须主要依靠调整教育供给的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结构性政策去解决。要加快高等教育改革转型,加快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必须放松准入,加快民营资本进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市场,鼓励企业与高等学校联办职业技术学校,不仅可以解决就业市场上结构性矛盾,还能够缓解财政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压力。

    再比如在医疗服务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速度。近年来出现的看病难,看病贵突出地暴露了现有医疗服务能力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不足,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解决这个矛盾,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同时结合国内的实践来看,仅靠政府投入是不现实的,需要全社会参与。因此,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疗,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业,尤其是高端医疗服务业,一方面让民营资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让一些愿意多花钱看病的人享受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当然,鉴于目前中国医疗和养生行业中的鱼龙混杂现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副业的同时还得强化资质的认定和完善监管。此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消费需求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居民购买的制成品会减少,而健康、退休有关的产品与服务需求将会持续增加,因此未来养老与医疗健康服务业的需求将十分巨大。

    产能过剩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恶疾,既浪费了中国本身就十分匮乏的资源,同时还污染了环境。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产业利润空间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对产能过剩产业放开民间资本准入,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大。而在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中放开竞争性业务以及包含高端制造的竞争性业务,解除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将有利于更多民间投资的进入,并产生较高的资产回报率。上述行业发展潜力巨大,关键是要消除体制障碍,加快推动改革创新,打破垄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制定非国有资本参与中央企业投资项目的办法,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七大领域,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投资项目。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交通、信息、清洁能源工程、油气管网及储气等基础设施领域推出80个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要制定配套措施,包括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打消民间资本顾虑,激活民间投资增长潜力,稳定民间投资的增长。

    除了打破垄断、放松准入之外,还应加大财政贴息及定向宽松的金融支持力度,大力支持引导市场主体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集成电路、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促进金融、保险、现代信息和物流、物联网、文化创意、教育培训、医疗养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 课题总负责:李扬;执行负责人:李平、李雪松、张平;执笔:李雪松、张涛、李军、樊明太、娄峰、王文波;课题组成员:李文军、张延群、刘强、蒋金荷、刘生龙、万相昱等。

 

 
学术网站: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国研网 中国社会科学网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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